今年以来，全球通胀高位降温，但仍有较强的粘性。欧央行等一些央行已经开始降息，一些央行还在观察，预期今年晚些时候可能也会降息，但总体上还保持着高利率、限制性的货币政策立场。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货币政策的立场是支持性的，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金融支持。

　　在货币政策的总量上，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降低政策利率、带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等金融市场利率下行等，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5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8.4%，M2同比增长7%，均高于名义GDP增速。5月份新发放贷款利率为3.67%，处于较低水平。

　　在货币信贷的结构上，发挥宏观审慎政策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设立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加大对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改造的金融支持。推出房地产支持政策组合，包括降低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取消个人房贷利率下限、下调公积金贷款利率，并设立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用市场化方式加快推动存量商品房去库存。

　　目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约7万亿元，约占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百分之十五，聚焦支持小微企业、绿色转型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在货币政策的传导上，着力规范市场行为，盘活低效存量金融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畅通货币政策传导。

　　今年以来，我们会同国家统计局优化季度金融业增加值核算方式，由之前主要基于存贷款增速的推算法改成了收入法，更真实地反映金融业增加值水平，弱化一些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存贷款“冲时点”行为。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经过几十年的商业化、市场化进程，一些金融机构仍然有着很强的“规模情结”，并且以内卷、非理性竞争的方式实现规模的快速扩张，这是不应该的。对于一些不合理的、容易消减货币政策传导的市场行为，我们加强规范，包括促进信贷均衡投放、治理和防范资金空转、整顿手工补息等。

　　短期内，这些规范市场行为的措施会对金融总量数据产生“挤水分”效应，但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立场发生变化，而是更加有利于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有利于均衡信贷增长节奏，缓解资源配置扭曲，减少资金空转套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利于金融高质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在汇率方面，人民币汇率在复杂形势下保持基本稳定。今年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的时点不断推后，中美利差保持在相对高位。我们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但同时强化预期引导，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中国外汇市场已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市场参与者更加成熟，交易行为更加理性，越来越多的经营主体使用汇率避险工具。同时，目前货物贸易人民币跨境收支占比达30%，降低了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汇兑风险敞口。我们应对外汇市场波动的经验也更加丰富。今年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逐渐转向，美元升值动能减弱，国内外的货币政策周期差趋于收敛。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有利于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和跨境资本流动平衡，扩大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

　　展望未来，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但同时仍面临一些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仍然不足，国内大循环不够顺畅，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我们将继续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加强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支持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在调控中我们将注重把握和处理好三方面关系：一是短期与长期的关系。把维护价格稳定、推动价格温和回升作为重要考量，灵活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同时保持政策定力，不大放大收。二是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统筹兼顾支持实体经济增长与保持金融机构自身健康性的关系，坚持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三是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主要考虑国内经济金融形势需要进行调控，兼顾其他经济体经济和货币政策周期的外溢影响。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框架已初步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从全球范围看，对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也一直在不断动态演进。今年以来，欧央行、日本央行根据形势变化，先后调整了货币政策框架；英格兰银行也在对其政策制定和预期沟通进行评估。为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我们也在研究中国未来货币政策框架。

　　第一，优化货币政策调控的中间变量。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是法律明确规定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为了实现最终目标，货币政策需要关注和调控一些中间变量，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大多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而我国采用数量型和价格型调控并行的办法。

　　传统上，我们对金融总量指标比较关注，但也在不断优化调整。过去，货币政策曾对M2、社会融资规模等金融总量增速设有具体的目标数值，近年来已淡出量化目标，转为“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等定性描述。

　　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结构转型，实体经济需要的货币信贷增长也在发生变化。货币信贷总量增长速度的变化，实际上是我国经济结构变化，及与此相关联的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变化的反映。

　　从总量的数学关系看，增速是增量与全部存量的比值关系。分子是当期的增量，分母是全部的存量。目前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过390万亿元，M2余额超过300万亿元，宏观金融总量规模已经很大。金融总量增速有所下降也是自然的，这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一致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很多存量贷款效率不高，盘活低效存量贷款和新增贷款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本质上是相同的。

　　从信贷结构发生的变化看，当前近250万亿元的贷款余额中，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占比很大，这一块不仅不再增长，反而还在下降。剩下的其他贷款要先填补上这个下降的部分，才能表现为增量，全部信贷增速要像过去一样保持在10%以上是很难的。

　　从货币供应量的统计看，也需要适应形势变化不断完善。我国M1统计口径是在30年前确立的，随着金融服务便利化、金融市场和移动支付等金融创新迅速发展，符合货币供应量特别是M1统计定义的金融产品范畴发生了重大演变，需要考虑对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进行动态完善。个人活期存款以及一些流动性很高甚至直接有支付功能的金融产品，从货币功能的角度看，需要研究纳入M1统计范围，更好反映货币供应的真实情况。

　　未来还可以继续优化货币政策中间变量，逐步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当货币信贷增长已由供给约束转为需求约束时，如果把关注的重点仍放在数量的增长上甚至存在“规模情结”，显然有悖经济运行规律。需要把金融总量更多作为观测性、参考性、预期性的指标，更加注重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

　　第二，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的利率调控机制。近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建立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从央行政策利率到市场基准利率，再到各种金融市场利率，总体上能够比较顺畅地传导。

　　但也有一些可待改进的空间。比如，央行政策利率的品种还比较多，不同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利率关系也比较复杂。未来可考虑明确以央行的某个短期操作利率为主要政策利率，目前看，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已基本承担了这个功能。其他期限货币政策工具的利率可淡化政策利率的色彩，逐步理顺由短及长的传导关系。同时，持续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针对部分报价利率显著偏离实际最优惠客户利率的问题，着重提高LPR报价质量，更真实反映贷款市场利率水平。

　　调控短端利率时，中央银行通常还会用利率走廊工具作为辅助，把货币市场利率“框”在一定的区间。目前，我国的利率走廊已初步成形，上廊是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下廊是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总体上宽度是比较大的。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定价的作用，保持足够的弹性和灵活性。

　　从近段时间货币市场利率走势看，市场利率已经能够围绕政策利率中枢平稳运行，波动区间明显收窄。如果未来考虑更大程度发挥利率调控作用，需要也有条件给市场传递更加清晰的利率调控目标信号，让市场心里更托底。除了刚才谈到的需要明确主要政策利率以外，可能还需要配合适度收窄利率走廊的宽度。

　　第三，逐步将二级市场国债买卖纳入货币政策工具箱。近期市场对此比较关注。我们一直在不断丰富和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主要靠外汇占款被动投放基础货币；2014年以来，随着外汇占款减少，我们发展完善了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中期借贷便利等工具主动投放基础货币的机制。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债券市场的规模和深度逐步提升，央行通过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投放基础货币的条件逐渐成熟。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人民银行正在与财政部加强沟通，共同研究推动落实。这个过程整体是渐进式的，国债发行节奏、期限结构、托管制度等也需同步研究优化。

　　应当看到，把国债买卖纳入货币政策工具箱不代表要搞量化宽松，而是将其定位于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和流动性管理工具，既有买也有卖，与其他工具综合搭配，共同营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也给中央银行带来新的挑战。美国硅谷银行的风险事件启示我们，中央银行需要从宏观审慎角度观察、评估金融市场的状况，及时校正和阻断金融市场风险的累积，当前特别是要关注一些非银主体大量持有中长期债券的期限错配和利率风险，保持正常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保持市场对投资的正向激励作用。

　　第四，健全精准适度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传统意义上，货币政策是总量工具，但中国经济运行中，很多矛盾和挑战是结构性的，结构调不好，总量调控也很难有效发挥作用。从全球范围看，在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2020年疫情冲击时期，美国、欧元区等主要经济体央行都针对特定领域、特定主体、特定目的出台了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我们也一直在探索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牵引带动作用。实践中，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和做法。比如，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应坚持“聚焦重点、合理适度、有进有退”的基本原则，定位于常规总量工具的有益补充，通过内嵌激励机制，以市场化方式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并注重防范道德风险。

　　未来，我们将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运用中，继续坚持用好和丰富这些经验，完善相关制度框架，合理把握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规模，已实现阶段性目标的工具及时退出。

　　第五，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健全可置信、常态化、制度化的政策沟通机制，做好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央行能够把政策考虑和未来展望，及时与市场和公众进行比较透明、清晰的沟通。透明度提高后，政策的可理解性和权威性都会增强，市场对未来货币政策动向，会自发形成稳定预期，合理优化自身决策，货币政策调控就会事半功倍。今天的发言就是我们朝这个方向做的一次努力，未来我们将不断完善和做好中央银行沟通。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领先，持续展现出“稳”的底气、“新”的活力、“大”的潜力、“强”的韧性。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仍然是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引擎。经济兴，金融兴；金融稳，经济稳。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都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各有所长，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必然各展所长。上海是中国现代保险业的发祥地，见证了中国保险业百年沧桑巨变。借此机会，我就保险业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谈三点初步的认识。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保险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连接各行各业、关系国计民生，是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保障、助力共同富裕的有力手段。保险源于互助共济、风险共担，蕴含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理念，与金融工作的人民性天然契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保险业正迎来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并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是筑牢经济安全网，需要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提高经济韧性、增强市场活力、对冲周期影响，离不开强大的现代保险业。从金融结构看，保险业资产仅占我国金融业总资产的7%，而国际平均水平在20%左右。加快发展保险业，有利于改善金融市场结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增强金融体系稳健性。从资金供需看，保险资金久期长，具有跨周期属性。壮大保险资金，有利于培育“耐心资本”、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推动“资金—资本—资产”良性循环。从保障范畴看，保险保障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拓展和丰富，与时俱进树立大保险观，能更好地为经济稳健运行提供有效缓冲和风险屏障。

　　二是筑牢社会保障网，需要保险业高质量发展。保险是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增强社会保障的均衡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普通民众的生老病死都离不开保险，有些人可能没有存款积蓄的习惯，但一般都会购买保险。在实施健康中国和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过程中，人民群众对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弱有所扶的要求不断提高，多元化的保险保障需求正在加快释放。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储蓄率较高，发展养老健康等保险保障优势明显、前景广阔。

　　三是筑牢灾害防护网，需要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各类灾害易发多发。从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到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安全事故，保险业通过分散风险、及时理赔、推动预防，能够有效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提高全社会整体抗风险能力。从全球平均水平看，重大灾害事故的损失补偿中，40%左右由保险业承担，而我国这一比例仅为10%左右。保险业在完善国家应急保障体系方面，完全有潜力、有能力发挥更大作用。

　　保险业要在大有可为的时代大有作为，必须以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自觉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回归本源、专注主业，奋力写好“五篇大文章”的保险篇，切实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

　　一是聚焦创新发展，精准高效服务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我们将推动保险业围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健全涵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保险产品体系。完善“首台（套）、首批次”保险补偿政策机制，更好发挥集成电路共保体作用。加大保险资金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新型基础设施以及创业投资等支持力度。完善绿色金融评价机制，推动新能源车“愿保尽保”，鼓励保险机构加强绿色产业、绿色消费等方面的风险保障和资金支持。

　　二是围绕民生福祉，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目前，农业保险为1.64亿户次农户提供保险保障，大病保险覆盖人群达到12亿人，保险业积累的养老准备金超过6万亿元、长期健康保险责任准备金超过2万亿元。我们将推动加快补齐第三支柱短板，大力发展商业保险年金，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养老保障和财富管理需求。积极发展商业医疗保险，提高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覆盖面，推动健康保险与健康管理深度融合。针对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市民群体和灵活就业人员，量身打造保险产品。积极推进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全面实施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有效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三是着眼安全应急，持续促进社会治理效能提升。去年京津冀等地特大洪涝灾害发生后，保险业早赔快赔、应赔尽赔，全力帮助受灾群众和经营主体渡过难关，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年初，全国首单全灾种的综合巨灾保险在河北正式落地。我们将推动健全多方参与的巨灾保险保障体系，指导保险机构发挥风险管理专业优势，做好事前防灾、事中减灾、事后救灾。加快发展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领域责任保险，强化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损失补偿和事故预防功能，通过市场化机制解决社会问题，助力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

　　当前，我国保险业正处于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总体看，中国保险市场潜力巨大、空间广阔，我们完全有条件、有信心、有能力，以改革增活力、以发展解难题，推动保险业开创新局面、迈上新台阶。

　　一是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实现降本增效。我们将推动保险业坚持内涵式发展、特色化经营和精细化管理，加快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价值和效益为中心转变。引导保险机构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经营管理效率。丰富产品供给，完善保障服务，推动供需更加适配。下大力气改革销售体系，开展保险中介清虚提质行动，持续推进“报行合一”，全面深化银保合作，探索优质非银金融机构保险代理试点，持续提升销售服务的规范化、专业化、便利化水平。

　　二是深刻把握发展规律，强化资产负债联动。去年，我们针对行业共性问题，引导调整保险产品预定利率，优化偿付能力风险因子，取得积极成效。我们将强化逆周期监管，完善偿付能力和准备金规制，拓宽资本补充渠道。推动保险机构强化资产负债统筹联动，将其贯穿经营管理全链条各环节。进一步健全保险产品定价机制，指导保险机构调整产品结构，有效防范利差损风险。推动保险机构坚持长期投资、稳健投资、价值投资，探索开展长周期考核，努力打造核心竞争力。

　　三是着力夯实发展基础，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我们将加快推动健全金融法治，完善政策支持体系，研究出台推进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持续优化保险机构布局，加快高风险机构改革化险。大力规范市场秩序，坚决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宣传普及，提升全社会和人民群众的保险意识。引导保险机构精心呵护行业信誉，让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成为保险从业者的行为准则和自觉遵循，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塑造可信赖、能托付、有温度的保险业良好形象。

　　对外开放是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将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坚定不移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指导金融机构优化跨境金融服务，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研究放宽非银金融机构的外方股东范围，鼓励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参与各类业务试点，支持在华外资机构深耕中国、稳健经营。我国拥有全球最具潜力的金融市场，我们真诚欢迎更多外资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实现更好更大发展。

　　上海在金融业改革开放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一年前，我们在此正式启动了上海国际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建设。近期，我们将会同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台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积极探索保险资金试点投资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合约及相关产品，放宽临港新片区非居民并购贷款限制，鼓励中保投资公司在沪更好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功能，支持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在沪落地。今后，我们将推动更多金融开放举措在上海先行先试，全力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充分发挥上海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资本市场只有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建立健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适配的市场体系和制度机制，才能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最近陆续出台的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1+N”系列政策文件，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强监管、防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目前，证监会会同各相关方面已经推出近50项配套规则，包括市场关心的退市、现金分红、股份减持、程序化交易监管等制度安排，各有关部委和单位在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联合执法、司法保障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各地政府结合实际推出了许多务实举措，呈现出各方共同呵护、共同建设、共同治理资本市场的新局面。通过这段时间的调研走访，我们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也真切感受到大家对建设好、发展好资本市场充满期待。我们将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狠抓新“国九条”的落地见效，突出强本强基、严监严管，全力以赴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在这方面，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借此机会我重点就3个问题同大家交流。

　　第一，积极主动拥抱新质生产力发展。去年下半年以来，党中央多次对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部署。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是资本市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难得的机遇。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优质企业，能够为资本市场带来更多源头活水，让投资者更好分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我们考虑，在下一步工作中，一是要提升多层次市场的服务覆盖面和精准度。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包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也包括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当务之急是深入研究相关企业的特点、发展规律及其在投融资、激励约束、公司治理等方面的需求，有针对性地丰富资本市场的工具、产品和服务。二是要壮大耐心资本。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科技创新企业通常具有高投入、长周期、经营不确定性大等特征，与坚持“长期主义”的耐心资本在本质上是高度契合的。我们将和有关方面一道，积极创造条件吸引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围绕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募投管退”全链条优化支持政策，引导更好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三是要从制度机制以及理念上解决包容创新的问题。创新本质上是面向未知领域的探索，只有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才能推动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这需要各个方面凝聚共识，打通堵点卡点。今年是科创板设立5周年。5年来，科创板和注册制的改革效应不断放大。我们将发布深化科创板改革的8条措施，进一步突出科创板“硬科技”特色，健全发行承销、并购重组、股权激励、交易等制度机制，更好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

　　第二，大力推动上市公司提升投资价值。上市公司是中国优秀企业群体的代表，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也是资本市场的投资价值来源。我们将进一步引导上市公司树立积极主动回报投资者的意识，加强与投资者沟通，提升信息透明度和治理规范性，更好运用现金分红、回购注销等方式回馈投资者。同时，支持上市公司运用各种资本市场工具增强核心竞争力，特别是要发挥好资本市场并购重组主渠道作用，助力上市公司加强产业横向、纵向整合协同。我们将加快完善制度规则，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推动形成更多示范案例。进一步加大对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并购重组，支持相关上市公司吸收合并。在支付工具上，鼓励综合运用股份、现金、定向可转债等多种方式，研究引入股份对价分期支付，为市场各方达成并购交易创造更好条件。这也要求投资银行等中介机构勤勉尽责，加快提升专业能力，在当好“看门人”的同时，更好发挥交易“撮合者”作用，通过更优质、更专业的服务，支持上市公司在推动产业创新的过程中做强主业、补链强链。

　　第三，坚持把保护投资者贯穿于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和监管执法全过程。投资者是市场之本。国际金融史反复证明，一旦发生大的金融风险、金融危机，多年积累的发展成果很可能一夜之间被吞噬，给投资者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高质量发展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必须把强监管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法治化的轨道上不断完善监管、加强监管，对各类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并不断提升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对各类证券违法犯罪行为要依法从严打击，切实维护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比如，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是监管执法一以贯之的重点，我们正在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构建综合惩防体系，强化穿透式监管，鼓励“吹哨人”举报，压实投行、审计等中介机构“看门人”责任，汇聚部际协调、央地协同的合力，提高发现能力、惩处力度和防范水平。对于造假者和配合造假者，将一体查处，全方位立体化追责，对涉及犯罪的，坚决追究刑事责任。再如，交易监管方面，我们将充分考虑中小投资者占绝大多数这个最大的市情，强化对高频量化交易、场外衍生品等交易工具的监测监管，提升监管针对性和适应性。对各种利用技术、信息、持股等优势扰乱市场、非法牟利的行为，紧盯不放，露头就打。又如，大家都非常关心退市涉及的投资者保护，我们的态度非常鲜明，对其中的违法违规问题，必须“一追到底”，依法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员，决不允许“浑水摸鱼”“一退了之”。同时，我们将主动加强与司法机关等方面协作，更好发挥投保机构的能动作用，推动更多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先行赔付、当事人承诺等案例落地，为投资者获得赔偿救济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上海加快建设“五个中心”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的重要使命。证监会将与上海市建立常态化的协作工作机制，与有关各方一道，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落实。我们将积极支持在上海建设世界一流交易所，推动股票和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期货和衍生品市场作用，促进“上海价格”影响力不断提升。支持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在上海展业，鼓励本土机构用好上海发展优势，加快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一定会不断取得新成就，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我国外汇市场运行仍表现出较强韧性。随着美国通胀回落受阻，市场预计美联储降息的时点延后、幅度收窄。今年以来美元汇率、美债收益率总体反弹回升，全球外汇市场波动加大，非美货币普遍承压，其中亚洲货币贬值加快，近期备受市场关注。我国外汇市场运行面临的外部挑战增多，但再次经受住考验，表现出相对较强的韧性。人民币对主要货币汇率有升有贬，对一篮子货币稳中有升，汇率预期更加平稳；国际收支延续基本平衡，经常账户保持合理规模顺差，继续发挥稳定外汇市场的基本盘作用，境外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意愿总体向好；外汇储备规模稳定在3.2万亿美元以上。

　　未来，我国外汇市场有基础有条件保持稳健运行，人民币汇率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主要的支撑因素概括起来是“三个更加”：一是经济基本面更加坚实。我国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未来随着宏观政策加快落地显效，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趋势将进一步增强。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今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5%，显示了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信心。二是市场韧性更加明显。我国企业创新发展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化运作经验和竞争力持续提升，可以更好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同时，我国外汇市场参与主体更加成熟，汇率避险工具运用更加广泛，人民币跨境使用占比稳步提高，外汇市场交易保持理性有序。三是应对经验更加丰富。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成功应对多轮次高强度的外部冲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未来我们将继续高度关注外部环境变化，进一步充实用好政策工具箱，防范人民币汇率超调和异常跨境资金流动风险。

　　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强国的关键核心要素之一。党中央对上海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赋予重任。近年来，上海作为我国金融开放的枢纽门户，积极为国家试制度、探新路、补短板，金融外汇领域一批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举措在上海率先落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明显增强。

　　一是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经过多年改革发展，上海金融市场发展格局日益完善，集聚各类全国性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股票、债券等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被纳入多个主流国际指数。近年来，我们推进银行间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外资来华持债规模和投资活跃度持续提升。截至5月末，已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00家机构进入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外资在我国债券市场的持债总规模达4.3万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近20%。

　　二是金融机构和资本集聚效应持续凸显。随着我国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步伐加快，众多外资金融机构纷纷落户上海，上海已成为境内外资金融机构最集中的城市。我们支持上海率先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外汇管理试点，吸引外资投向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等先导产业。支持163家跨国公司在沪设立资金池，集中外债额度2300多亿美元、境外放款额度700多亿美元，企业全球资金管理效能不断提升。

　　三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大幅增强。近年来，上海积极支持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力服务企业“引进来”“走出去”。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联动效应日益增强，高新技术企业跨境融资便利化等一批外汇管理创新政策在上海先行先试。国际联通交流持续扩大，外籍来华人员外汇服务、外籍人才用汇更加便利，目前上海辖内特许机构可兑换币种已达50种，涵盖多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今年以来外籍来沪人员兑换外币人数、笔数、金额均同比增长了4倍以上。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服务体系更加成熟，今年以来上海企业外汇套保比率达到35.7%，创历史最高水平。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许多挑战。支持和服务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既是金融部门落实党中央精神的必然要求，也将为世界经济开放发展注入中国力量。我们将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坚定不移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迈向更高能级，也希望上海的探索能够为全局积累更多经验。

　　一是提升资本项目开放质量，为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营造良好环境。加快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便利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证券投资，我们正在修订相关资金管理规定，进一步简化和完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RQFII）资金管理，支持壮大耐心资本；支持境内机构开展跨境投资，近期已向53家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发放额度合计22.7亿美元，着力满足居民境外投资合理需求。借鉴国际财资中心经验，研究完善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政策，支持跨国公司在沪设立全球或区域资金管理中心。立足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推进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业务规范发展，支持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功能和对外服务能力，支持上海高水平建设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

　　二是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加强对上海“五个中心”建设金融支持。围绕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强化外汇服务，促进跨境贸易投资外汇便利化，增强经营主体获得外汇服务的便利度、满足感，更好支持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联动建设。拓展科创企业跨境融资，更好服务跨境资本进入退出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支持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三是充分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推进更大区域范围内的高层次协同开放。鼓励上海依托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与尽职免责等政策，探索“越诚信、越便利”的外汇管理模式。有序将上海的高水平开放政策复制推广至长三角乃至全国范围，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四是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为上海金融资源集聚和辐射的连续性可持续性提供保障。提升开放监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加强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深入参与国际金融协调合作和全球金融治理，防范风险跨区域、跨市场、跨境传递共振，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